新中国成立后，技术工人队伍建设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当时借鉴前苏联经验，我国将工人技术等级和工资等级实行全国统一的八级工制。技术精湛的“大工匠”曾经是那个时代的骄傲，“八级工”不仅工资高，而且受到社会尊敬，从而带动一大批年轻人钻研技术，形成源源不断的后继队伍。
在新时期新阶段，纲要提出，要“完善国家高技能人才评选表彰制度，进一步提高高技能人才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这是根据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是加强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现在问题是要抓落实”。沈荣华解析道。
沈荣华说，要彻底改变企业重管理型、研究型人才，轻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错位现象。要像尊重高级专家那样尊重高技能人才，像重视高级专家培养那样重视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像关心高级专家的成长那样关心高技能人才的成长，将高技能人才开发纳入企业人才建设总体规划，建立高技能人才培养、使用、激励等机制，学习发达国家为高技能人才提供较好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此外，当前十分有必要制定高技能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的职业发展的贯通办法，使高技能人才可以继续向专业技术人才、企业经营管理者，甚至党政领导干部等不同的方向发展。”沈荣华说。这一“贯通办法”，被何文芳视为高技能人才发展的“立交桥”，可以拓展高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使更多复合型人才脱颖而出。
近年来，在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获奖者中，已经出现了一线技术工人的身影。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等技能竞赛活动，也促使更多优秀的高技能人才从默默无闻的工矿厂房走向了社会前台，赢得社会尊重，得到物质奖励。
“对为国家和社会作出杰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给予崇高荣誉并实行重奖。比如对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和全国技术能手，应考虑参照高层次人才有关政策给予相关待遇。同时，重视提高高技能人才的政治待遇，加大在其中评选劳模、选拔推荐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力度。”沈荣华说。
“我们在德国考察时了解到，七八成的中学生毕业后选择参加职业技能学习，男孩子们以能够操作大型机械车床而自豪。反观我国的民众教育观念、唯‘高考’是从的普遍现象，我国高技能人才培养和发展的社会氛围亟待改善。”何文芳说。